本报记者 丘慧慧

　　“我对内部的人事部门做了几个指示，首先必须到先进的国家，到日本、德国看看人家的劳动派遣公司怎么做。”

　　一个月前，当大多数制造型企业还在“向左走，向右走”的迷茫情绪中观望《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等司法解释出台时，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则用他一贯的强硬口吻如上表示说，他同时没有丝毫掩饰自己对“劳务派遣”作为“先进”用工模式的青睐，以及富士康“蠢蠢欲试”的坦然心态。

　　与此相对立的是，过去几年中，在众多的劳资纠纷中，“劳务派遣”在中国已经被千夫所指为企业逃避责任、克扣员工的恶劣行为，并被2007年6月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列入被严格条件限制的规范条款中。

　　但是郭台铭仍旧固执地认为，瑕不掩瑜，在规范运用的前提下，从全球产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劳务派谴”仍旧不失为产业分工必然趋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用工方式补充，“它(劳务派遣)针对的是弹性需求的”。

　　富士康管理层人士近日透露，“今年陆续都会派人去日本德国考察，看我们可以借鉴哪些'合法'又'合理'的做法。”他透露说，富士康过去比较少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而随着公司膨胀速度的加快，他认为，采用更为灵活的用工模式作为补充，将是大势所趋。

　　位于深圳观澜的一家台资玩具企业负责人顾先生告诉记者，2007年，对大多数制造型企业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成本冲击年”，在“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两税合并”等政策的陆续挟击下，“观澜这边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搬迁到内地运作成本更低的地去了”。他同时坦陈说自己的公司还在观望政策和监管的进一步明朗化。“长期来看，成本上升是必然的。”

　　不怕法规严格，就怕执行不力

　　对“劳务派遣”的纷争与困惑，构成一幅复杂的企业众生相。

　　新《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条件限制严格，意在堵住利用该种用工方式规避企业责任和克扣员工利益、从而降低成本的做法：

　　首先提高了劳务派遣单位的门槛，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此外，在用工单位、派遣公司、劳动者三方间的合同约定条款，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保险福利等方面，也都作了相关有利于劳动者的条件限制；此外，《劳动合同法》还对用工单位也作了“劳务派遣一般应当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用工单位不得自设劳务派遣单位”等条件限制。

　　前述顾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深圳两次上浮后的深圳二线关外最低单月工资标准为750元计，顾先生实际支付给正式雇用工的工资除了满足750元的工资标准外，还必须支付最基础的社保等费用；出于成本的考虑，顾先生约1500名生产线员工中，有一半是劳务派遣用工，也就是“自己招工，然后和其它劳务派遣公司去签约，工资都是从劳务公司走”。

　　“总体上，成本会少30%。”顾先生说，但除了成本考虑外，法律风险亦是重要考虑之一，“订单少或者碰到其它意外的时候，生产规模下降，就比较容易辞退人。”

　　顾先生也坦陈了此种做法背后的产业生态：“我们这个行业，利润率本身就低，你不控制成本，跟竞争对手比就没有竞争力。”

　　“问题是，谁能保证《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沿海和内地就是一样严的吗？”他说，在其近期考察江西、浙江等地后发现，“内地一些地方不见得对新规定会执行这么到位。”

　　“由此就会产生新规定下的实际不公平。”顾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