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如晨

　　中国半导体产业这一年多以来，中芯国际武汉、英特尔大连、茂德重庆这三个项目给了李珂深刻印象。李珂是赛迪顾问半导体产业高级分析师，长期关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他认为，与两年前相比，地方上主导定制的投资项目越来越理性了。

　　地方定制项目

　　李珂所说的三个项目共同的特征是，符合当地实际需求，以一种“量身定做”的方式在运作产业项目。而上述项目都不在国家原来规划的产业基地之列。

　　“这种方式就是一对一的，地方上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做配套与服务，能快速形成产业集合群。更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也能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规划。” 李珂表示。

　　上述的三大项目，无论产业规划周期、招商谈判模式还是企业品牌，都比以往有更大的影响。比如，中芯国际项目早在4年前就在筹划，双方在合作模式上也是经历了多次谈判与修正。

　　这一合作模式的变动，与

半导体产业政策(即原18号文)落实后优惠条件不明显有关。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山东等地都发布了本省配套政策，但更多只是重申原政策条款，在执行中，有些地方还有所淡化，尤其是

个人所得税与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比如，2005年之后，甚至连北京都取消了半导体企业的退税政策。

　　“半导体政策的优惠落到具体企业头上不明显。”一家半导体制造企业高管说，这让渴望上马半导体项目的地方政府必须根据当地需要，重新制订一些优惠措施来适应新项目的引进。该人士认为，上述三大项目都应该是这种需求的产物。

　　有望走向理性

　　地方上主动规划、定制项目，这比2004年至2006年产业的躁动时期明显有了更多理性，也比国家最初规划的七大产业基地策略更为市场化。

　　2004年至2006年，中国半导体制造产业掀起一场资本狂潮，尤其在制造项目方面。当时全国有一半左右省份宣称要上马半导体项目。

　　但是，之后号称要上马的项目却纷纷“跳票”，在中国诸多城市留下荒草萋萋的园区以及不少茫然无助的保安。其中，“跳票”最出彩的当属纳科、中宁、阜康国际、绿山、森邦、南科等公司，它们诞生与死去的逻辑大同小异，基本是资金不足。其中阜康在天津、北京、成都连续三次搁浅、绿山则曾同时在浙江湖州与海安玩游戏。

　　这些项目的操作者，大多不是想做产业，而是玩弄纯粹的商业运作，赚一把走人，实在不行，就赚前期的薪水，甚至还有投资者私下透露，圈一大片土地。而相关部门为了招商不得不配合，最后往往损失配套资金，留下满肚子说不出的苦衷。

　　在这种盲目投资热潮之前，中国已经规划了北京、上海、深圳、无锡等7个产业基地(后来香港加入，成了8个)。起初定位于设计业，但后来它们逐渐以生产企业为主。这种宏观规划前期发挥了明显作用，上海、北京正是在这一时期一跃而起。但是，截至目前，大部分基地并没有形成基地，而只是一些关联度不紧的独立公司，它们之间很难产生协作。

　　莫大康认为，一年来，新上马的项目虽然少，但是都有望在当地带动一个产业链条，成为产业走向理性发展的标志，并对未来新的投资进入发挥效应。

　　地方定制也有隐忧

　　由地方主导项目引进或者投资，虽然更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但同样会带来许多困扰，尤其在目前18号文件替代政策迟迟不出的情况下。

　　李珂表示，地方主导项目谈判，很难做到对外透明，让人依然为项目招商谈判过程产生担忧。其他城市也会尝试跟进、效仿，这样，整个产业发展就显得有些无法监督。

　　英特尔大连项目就给人以这种感觉。在《第一财经日报》针对该项目的多次采访中，均没有得到大连方面与英特尔公司详细的协议条件，尤其是大连方面为了这一项目所付出的潜在成本，包括是否为其单独实施更多优惠、英特尔25亿美元投资是否含有水分(来自美国旧设备转移)。

　　这种不透明的谈判，是否违背有望出台的18号文替代政策，或者大连方面是否做出了其他较大牺牲？迄今仍只有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给予外界的说法，即仍是本着国内半导体产业原18号文中的部分条例来进行谈判。

　　地方主导项目规划，对于当地政府的专业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热潮阶段，许多城市都曾为项目设立过独立的推进小组，但是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而并非专业人士。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等专业的组织机构也无法真正发挥参谋与决策支持。这意味着无法降低项目风险，还可能拉长谈判周期，同时，也很难真正为企业做到贴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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